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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誠胸懷,一個已逝共產黨員的“初心”

發布日期:2016-10-10 11:08:25 閱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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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寧波地區水利局局長儲貴彬逝世三十周年祭
 
                                         時雨 /文
 
一、“五支隊”打出威名,老根據地用“紅胡子”嚇小孩
 
初聞儲貴彬大名,是在童年時期。那時大概我很頑皮,不好養,父母完成“土改”后進城忙工作,把我丟在姚江邊陸埠鄉下外公家。他家出后門就是河埠頭,趁外婆不注意我就溜出去玩。那時江水是清的,我在那看魚蝦在水里自由遨游,看水里倒影自己長啥面目?那河是姚江的支流,叫干溪。我們那邊,通海的水叫江,不通海的叫河,在山上流下來與河、江連接的叫做溪。溪應該不大,但也能淹死人。外婆怕我淹死,嚇唬我:你不聽話,我請騎白馬、佩駁殼槍的“紅胡子”儲隊長抓你去……
“紅胡子”儲隊長是何方神圣?當時只有三歲的我自然不知,但我卻知佩駁殼槍的厲害。因為我爹當征糧隊長與糧庫主任時佩槍,晚上解下來放床頭,我去玩時被他兇神惡煞地揍過耳光,他就被我認為是厲害角色。儲隊長不但佩駁殼槍,還騎白馬,肯定是比我爹還厲害的角色。為怕他把我抓去,我只得乖乖地跟外婆回屋。
有一天當過村民兵連長的外公,不知咋地與外婆說起爹與娘吵架動粗的事兒,嘆息說:小張這人不錯,就是在部隊里儲隊長沒把他教育好……又是儲隊長?我問儲隊長是什么人?他很奇怪?你咋知儲隊長?我老三老四地說:不就是騎白馬佩駁殼槍的儲隊長嗎?外公搖搖頭自言自語地道:他佩駁殼槍,可沒騎過白馬呀?后來,他知道外婆恫嚇我貪玩的事,就給我講了儲貴彬的一些故事。說他是“三五支隊”的五支隊長,是我爹參加的“小鋼鐵”部隊(由當地干溪自衛隊改造)的領導。他說他從上海拉武裝到四明山時,到過陸埠……那次沿江區的地方領導,集中在十五岙附近的山崗上開會,不知咋地被敵人發覺包圍了,是儲隊長派部隊解的圍。事后追查泄密者,有人懷疑是“白皮紅心”的偽保長炳友麻皮干的,因為這天他去過余姚城里辦事,有人建議把他干掉。報告儲貴彬。儲不同意,說人命關天……沒證據的事不能亂來。結果,我方執行儲的命令,以他名義(當時臨近解放,五支隊長儲貴彬名聲如日中天)警告嚇唬他一下。派人抓住炳友麻皮反綁著雙手,蒙住眼睛,在里山轉了三天三夜才放回來。炳友麻皮自然嚇壞了,回村喧染氣氛,吹牛說“紅胡子”儲隊長騎著白馬、佩著駁殼槍,帶他走了三百三十三里山路,過河涉水去江北根據地審訊。
外公接著說:那事其實是我們民兵干的,儲隊長根本不知道……他讓人轉告說:共產黨講政策,不亂殺人,在案情沒查清楚前,不隨意槍決無辜。但我們覺得還是要嚇一嚇他……這位炳友麻皮,后來我在外婆家時見過,矮矮胖胖的,臉浮腫,當偽保長據說還是家族推薦“輪流”的。關于“告密”那事兒,解放后我那任公安局長的叔公查明,還確實不是他干的。
這是我對儲貴彬的最初印象,拿外公的話說:能槍下留人的人有肚量,是當大官的人。后來稍大,我從我爹與三叔(都在五支隊干過)嘴里,陸陸續續地知道他的一些情況。知道他是一位堅持原則、肯負責任與遵守黨的紀律、勤勤懇懇為黨工作的優秀共產黨員,愛國愛民、關心同志的忠厚長者。
有幸的是2013年我退休后閑居寧波,市水利局與市水文化研究會籌辦《寧波水文化》會刊,讓我過去幫助工作,我才從沈季民會長那兒,又對他有了新的認識。知道他從專署糧食局局長與直屬農場場長崗位卸任后,分別于1954年至1957年、1959年至1965年、1972年至1981年多次擔任過寧波專署(地區)水利(電力)局局長、以及顧問等領導職務,為寧波地區的水利電力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
 
二、“眾里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柵處”
 
儲貴彬1914年5月出生,上海浦東南匯小洼港人氏。有關資料載明:他出身一個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家中排行老大。據他自己回憶,他家在當地也算是望族,祖父儲福生,是清朝的武秀才,年輕時也從事農業勞動,后因圍地墾荒發家,成為有千余畝土地、當地有名的工商地主。父親儲木全在抗日戰爭前擔任過當地的鄉長,后棄職在家務農,在政治上表現進步。小叔解放前對革命也有過貢獻,后評為開明地主。家里還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除小妹儲錦瑩參加革命工作外,余均在家務農。
他自小聰明能干,祖父對他寄托很大的希望。6歲那年開蒙在當地私塾讀古文,13歲時進大團鎮小學三年級,16歲曾到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學習半年,因家庭經濟情況不佳而停學。17歲至19歲那兩年,曾在祖父開的店里當有底薪的店員,20歲至22歲又回家與母親弟妹等務農三年。此后他開始走上社會做事。
儲貴彬萌生與接受革命的思想,還在他小學時期。在學校他就是個“活動”分子,組織小團體、愛打抱不平,那時本地有個教員叫姜文光,是共產黨員,常宣傳革命的道理。儲貴彬與他很接近,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后來這位姜先生被校方驅逐了,但他宣傳的革命道理,卻沒在他心中消失。姜先生走后,他還親眼見過革命烈士趙天鵬。其臨刑時高呼口號、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在他腦海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影像。也就從那時開始,儲貴彬就決定要走革命道路了。他說:“舊社會有許多不平等、不合理的東西,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就是他信仰了一輩子的“主義”,至死沒回過頭。
然而,儲貴彬走上社會,開始擔任的卻是偽職。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上海基本處于“白色恐怖”狀態。1937年他迫于生計,到叔父任鄉長的鄉公所工作。“七七事變”后沒多久,日寇在奉賢登陸,他的家鄉處于雞飛狗跳的混亂狀態。也就從那時起,儲貴彬心頭就有了自己“組織”部隊的想法。“八一三”上海淪陷后,他的家庭經濟情況略有好轉,他在當地也有了些基礎,就組織大家集中民團的槍支彈藥,搞有地下共產黨人參與的“五鄉聯防”,拉起“武裝”,組織保衛團。投身抗日陣營。1938年秋,為“名正言順”地抗日找“牌子”,經地下黨組織同意,他把那些分散的、維護當地治安的民團組織,改編為“國民政府”的“忠義救國軍”,由他出任特務中隊中隊長。1939年底,在日本鬼子軍事進攻和政治誘降的情況下,原活動在南匯縣、奉賢縣境內的地方雜牌軍和忠義救國軍等先后投敵,儲貴彬接受并執行中共浦東工委“假投敵、真抗日”的決定。他在打入偽十三師五十團任二營營長后,充分運用他擅長社交的優勢,爭取了他相鄰防區的部分地方實力派。為了改造和控制他手中這支武裝,他又接受中共浦東工委選派的多名黨員,并將中共浦東工委偽軍工作委員會的委員吳建功任命為副營長,從而為黨在五十團進行灰色隱蔽、積蓄力量,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同時,他積極地配合浦東工委和堅持抗戰的抗衛二大(后為第五支隊)的活動,使偽五十團的防區實際上成為了浦東抗日游擊武裝解決被服給養、武器修理以及傷病員治療安置等工作的可靠后方。浦東工委可以在偽五十團的掩護下,有效指揮整個浦東地區的抗日斗爭。儲貴彬說:“我很早就信仰共產黨,加入組織是我的愿望。
“眾里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柵處”。他是個有信仰的人,人有信仰就堅定。從此,儲貴彬就一步一步地、穩健地走上了為民族解放事業而奮斗的革命道路。后來他回憶說:這些與他童年的記憶有關,因為他從小就認準“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由此展開了他一生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儲貴彬在1948年初,由吳建功、劉路平介紹在上海祥生飯店加入中國共產黨,主持人為張凡(時任中共淞滬工委書記)。
 
三、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他對黨與人民有著赤誠之心
 
據寧波市新四軍研究會與市水利局等單位合編的《儲貴彬同志紀念文集》顯示,儲貴彬同志為黨保存的武裝力量,為浙東革命根據地輸送武裝力量共有兩次。第一次是1941年夏秋,當時日寇要在浦東全境加緊清剿、“強化治安”,以鞏固在上海的統治,欲將50團調離浦東。中共浦委決定將潛伏在偽50團的大部份力量與堅持游擊戰的第五支隊,“南渡”浙東開辟抗日根據地。儲貴彬接受黨的指示,按組織部署將其所控制的部隊拉出主力近400人槍先后渡海去三北(余姚、慈溪、鎮海三縣北部地區)打游擊。而浦東工委領導的五支隊也同時拉去三北,這兩支部隊成了開展浙東抗日游擊戰爭的先鋒部隊,為開辟我黨領導的浙東抗日根據地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自1941年秋至1942年春,偽五十團全團先后調浙,儲貴彬先后在中共浦東工委書記金子明與中共浙東區黨委敵工委負責人朱人俊、方曉的領導下,輾轉從汪偽十三師五十團,到國民黨陸軍暫編第十一旅,到“中美合作所”所屬的“浙南特種技術訓練班”(亦稱八訓班),根據黨“長期埋伏”的方針,始終堅持在敵軍營壘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直至抗戰勝利后,該部改編為浙江交警十八總隊。
在這段將近七年的沉悶日子里,儲貴彬一直等待著黨組織的召喚,相信黨不會忘記他。他一方面與組織上保持聯系,另一方面積極活動、積蓄力量,他知道黨需要人民的武裝。準備隨時為人民解放事業而戰,回到組織的懷抱中。
內戰爆發時,儲貴彬根據黨組織安排,重返上海浦東老家。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建立了由我黨控制的地方武裝,在向我浦東游擊部隊輸 送槍支彈藥,掩護地下黨的活動,負責護送往來于浙東與蘇北地區的領導同志等方面,都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特殊任務,為順利開展浦東地區游擊戰爭起到了重要作用。
儲貴彬第二次為浙東革命根據地輸送武裝力量是1948年5月。以下這段文字摘自陳布衣同志(時任中共浙東臨委負責人,解放后曾任中共寧波地委常委、組織部長)的回憶錄:
1948年(中共)上海局“四一六”通知下達后,(中共浙東)臨委正在積極部署“南進”事宜。4月27日,上海局外縣工委副書記林楓到達四明山,傳達上海局的決定:中共淞滬工委領導的武裝準備即日南渡杭州灣,以加強浙東的武裝力量。這時中共淞滬工委在滬郊浦東建立了兩支武裝,一支是浦東人民解放總隊,曾在1947年6月南渡“三北”(指浙東鎮北、慈北與姚北),因敵人嚴密封鎖又重返浦東。另一支為利用合法形式建立的秘密武裝——大團自衛隊。這支武裝在儲貴彬、奚德祥、戚大鈞、劉路平等同志領導下,依靠一批長期團結在黨的周圍的骨干力量,掌握了南匯縣大團區八、九個鄉鎮的武裝。1948年春國民黨加強對浦東的控制,“青年軍”一個師進駐浦東奉賢、南匯、川沙三縣沿海一帶,使“解總”的活動受到影響,大團自衛隊的行動也引起敵人的注意。為此,上海局決定浦東部隊南渡四明,要求浙東、浦東分別作好準備。
“南渡”確定時,“解總”與大團自衛隊都碰到了困難。儲貴彬在《五支隊發展與由來》中回憶說:當時浦東到處是反動派的軍、警、特。我們這么龐大的一支隊伍,要想瞞過敵人的眼線,擺脫敵軍的糾纏拉向浙東,實在是困難重重。雖然我們做了一段時間的準備工作,也想過一個又一個的行動方案,但都覺得沒有把握。正當我們苦思無策之際,機緣從天而降,盛氣凌人的“青年軍”202師,仗著他正規“國軍”身份逼迫大團區區長把大團自衛隊的營房讓給他們。我們抓住這機會,表面上裝作氣憤萬分,發火罵人,最后“顧全大局”答應“搬遷”,把部隊分成幾小股,借搞“野外訓練”先到各地游動。浙東臨委接到我們“南渡”報告后,即派三支隊參謀長張任偉負責這次行動,在5月14日深夜,租用兩艘民船接應。直到我們260多人,在敵人眼皮下神不知、鬼不覺地撤離南匯。事發后反動派慌亂萬分,據說“青年軍”202師當天上午得報,全師出動追截趕到海邊,看到除了白茫茫大海外,只有小洼港海灘上一片雜亂的腳印……
陳布衣同志回憶說:浦東部隊到姚南后,林楓宣布上海局的決定:浦東“南渡”四明的部隊,改編為浙東人民解放軍游擊第五支隊,由儲貴彬同志擔任支隊長,奚德祥同志任副支隊長,張凡同志為政委,吳建功同志為政治處主任,下屬兩個大隊,分別稱為第一大隊和第三大隊。第一大隊由“解總”改編,番號“反攻”,談仲華同志為副大隊長,李鐵峰同志為教導員。轄一、二兩個中隊。第三大隊由大團自衛隊改編,番號“解放”,戚大鈞同志為大隊長,劉路平同志為教導員,下轄七、八兩個中隊。此次浦東部隊到四明山根據地,共帶來重機槍2挺、輕機槍16挺、沖鋒槍15支、卡賓槍80支、步槍180支、手槍80支,各種子彈5萬余發、手榴彈500個。
此舉極大地震動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蔣介石下令給予南匯,上虞、余姚縣長及浙江二區專員嚴厲處分,密電浙江省主席:務須對四明山“督飭清剿”。由南渡部隊改編的五支隊成為我浙東人民武裝的主力部隊,自此我軍威名 自1945年10月新四軍浙東縱隊北撤后再一次大振,對恢復、鞏固和壯大浙東游擊根據地又一次建立了功勛。
到達四明山根據地后,五支隊先后經歷了“牛塘、紅嶺戰斗”、“麈戰上王崗”、“里森林突圍”、“橫溪遭遇戰”、“奔襲亭下敵據點”、“進襲姚北”、“拔掉車廄渡敵據點”、“北溪戰斗”等多次戰斗,打出了浙東革命根據地的“威風”,軍民揚眉吐氣。儲貴彬同志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四、和平年代搞水利,儲貴彬始終不忘共產黨員肩負的責任
 
說起儲局長,寧波的老水利人都充滿懷念之情。筆者因為工作關系,曾先后采訪過多位對寧波水利事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老同志,大家提到儲貴彬,都異口同聲地說:“如果有可能,應該給儲局長立個傳。寧波水利人艱苦踏實的優良傳統,有許多都是儲局長留下來的。”
胡允和同志是地區水利局原局長,他在《和諧相處三十年》的文章中回憶說:“我于1953年調入寧波專署水利工作隊,1955年初,該隊撤銷成立水利局,任命儲貴彬同志為局長。從此,我們兩人在同一個單位,干同一種工作,長達30年之久。在這風云變幻的三十年中,各自的崗位雖然有所變化,但我倆始終同心協力地工作,親和友好地相處。論輩份,他是我的領導和師長,論友誼,他是我尊敬的兄長,我是他撫愛的小弟,正是由于這種兄愛弟敬,雖然有時處于逆境中,我們互相慰勉,共同奮進,仍能在溫馨和諧的氛圍中渡過人生的大半生。”他說儲貴彬同志是個能深刻認識:“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領導干部。平時經常教育大家說:興修水利是解決人民吃飯問題,水利干部的當務之急,是實實在在地為人民辦大事。他的工作責任性很強,心甘情愿地為人民水利事業而辛勤地工作,與同志們一起埋頭苦干、跋山涉水,一年中有大半年時間在下面跑。儲貴彬同志在工作中善于抓典型,一有好的經驗就重點推廣。由于他務實的工作作風,在他任上寧波的水利事業有較大與較快地發展。他平素為人敦厚平和,以寬容和藹的態度待人,善于做屬下同志們的思想工作,遇事不發脾氣,與大家相處得很愉快。而且他“赤心為黨、蒙辱不怨”,在文革中被人折騰得夠嗆,但他沒一句怨言,“解放”出來仍勤勤懇懇、鞠躬盡瘁地為黨工作,為我們樹立了革命領導干部的典范。
孔凡生同志也是寧波市水利局的老局長,上世紀50年代中期就到地區水利局工作了。說到儲貴彬,他深情地說:“儲貴彬同志已離開我們多年,每當憶起這位尊敬的長輩,我的眼前就會呈現出他慈祥和藹的音容笑貌。他對我們幾個年輕知識分子的關愛與培養,永遠銘記在心頭。孔凡生說了這么幾件事:一件是當年他與楊子亨、劉正德三位同學剛參加工作時,對農村正在掀起的水利建設高潮,與興建小型水利為主的治水運動不是很了解,工作有畏難情緒。儲貴彬知道情況后,充分信任給我們壓擔子,派到工程第一線鍛煉,讓我們參與了當時全省最大的嵊縣南山水庫與諸暨石壁水庫的設計、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通過十年“磨練”,為寧波水利系統培養了一批自己的人才。后來我自己也走上了市水利局領導崗位,飲水思源,特別感謝儲局長當年對我的信任。第二件事是:儲貴彬同志在工作中與人為善、寬厚待人。他說:在我平生參加過的工程建設中,曾發生過一次工程失事。1957年我隨葉仲龍工程師進駐三門縣岙口塘堵口工程,由于采用了當地“土辦法”堵塘,堵口后立即產生沉降,對工程造成損失。儲局長知情后,不是簡單地批評我們,他一方面安慰當地干部群眾,另一方面與我們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分析原因,結果在1958年第二次“堵口”獲得成功。第三件事是:儲局長在平時工作中,以情系人,關心大家的生活。他是真正做到與大家“打成一片的”領導干部。我剛參加工作時隨他去天臺、仙居出差,辛勞好幾天,回寧波后大家用幾天的出差補貼,“敲瓦爿” 去東福園炒幾只菜吃一餐。那時生活條件差、工作又特別辛苦。儲局長與大家同吃同住,沒一點官架子,這種精神就很難得。那些年我一直跟他搞工程,個人事兒耽擱了,儲局長知情后,還為我介紹女朋友,雖沒有成功,但他關心下級婚姻家庭的熱心,使我現在想來還特別感動。
余良圭同志是老水利人,在儲貴彬逝世二十周年時回憶說:“凡是與儲局長接觸過的人,在水利系統內不論省廳、我局還是各縣局領導、一般同志,對他都有共同的感覺:平易近人、敬業務實。余良圭舉了幾個例子:一是儲局長沒官架子,在全省水利系統是出名的。如有一次他去省廳,一個老同學告訴他:你們儲局長工作沒架子,我們到你們局里辦事,還沒找他,他就下科室來了,順便就把事兒辦了。又如1964年,省里在寧波地區奉化剡江開展“小流域治山治水規劃”,儲局長在現場與大家同吃同住,他原來的警衛員來工地請他去吃飯,結果沒把他請去,反被留下與大家一起吃了飯。二是他工作務實,尊重下面的干部。建國初期,水利系統科技人員不多,每年開水利工作會議,地區專員提出“每個勞動力做幾工”、框任務、定規模,什么事都量化處理問題。我當時作會議紀錄,儲局長有不同看法,會后他埋怨同去的懂技術的科長,問他為何不發表意見?科長支支吾吾地說不上來。他說我帶你來,就是來發表意見的,水利工作講個扎扎實實,不能光講工效。1958年“大躍進”年代,他在臺州專區當水利局長,在全省水利工作會上,其他地區局長都夸大工效,每次出土六方、八方的,而他只報每工二方、三方,會上成為大家嘲諷對象,但背后卻佩服他“務實”。1974年,他重新出來工作沒幾年,在寧海香山公社蹲點,要辦一個群眾性開展農田水利的村干部訓練班,把我與壽立同志請去任教師,事先囑咐我們:少講些空頭理論,多講淺近易懂的知識。三是他深入群眾。1955年他上任后,省農業廳要找幾塊成片的土地搞農場,儲局長帶我去寧海的下洋涂查勘。當時條件很差,我們下鄉都自帶鋪蓋行李,儲局長領著我們從寧海出發步行去下洋涂查勘了幾天,晚上都睡在會議桌上。對他來說,凡事都要作調查研究,親眼看過才放心。四是他把屬下干部、同事,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對人的處理很慎重。他說他在地區水利局工作多年,有兩件事很難辦。一件是1961年自然災害,局級機關搞“精簡”,一百多人壓縮到10人,他化了大半年時間,向下屬單位挨家挨戶地做工作,盡量不讓人“丟飯碗”。說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地不容易。另一件是1958年,地區辦了水利學校,不久就停辦了,還是人的問題需要儲局長落實,不但老師要安排好,還有學生要找工作。儲局長就開始“跑腳頭”,在他心目中,學生也是他的親人,結果化了大半年才落實好。
趙水波也是地區水利系統的老人。就他的感受說,儲貴彬平時特別平易近人,老小無欺。說這與他的傳奇經歷相關。他回憶了六十年代后期與七十年代初期“蹲牛棚”的那段日子。說“運動”開始不久,儲就被打成“大地主、大漢奸、大特務、大叛徒”了。那時趙水波也由于在“四清”中擔任過省水文系統學習班副主任,被打成“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黑干將”,與他關在一起。他說:儲局長在那里面,受到虐待,經常被打,但他就與常人不一樣,還是堅強地挺了過來。相信黨、相信組織,最后一定會還他歷史清白。他說:儲局長革命意志堅強,胸懷寬廣,寵辱不驚。有三件事使他印象特別深刻。一件是他在解放初期當地區糧食局副局長時,負責解放舟山部隊的糧食供應,雖夜以繼日地工作完成了任務,但卻被人誣諂為“大老虎”,降級去地區農場當場長。這事換一個人,肯定要把這種“查無實據”的事弄清楚,而他卻樂呵呵去了農場,帶領大家努力工作,當年就盈利兩萬元。至于“老虎”不“老虎”,他沒計較。為人不做虧心事,就半夜敲門心不驚。果然只一年多時間,組織上審查清楚,安排他當地區水利局長。他關“牛棚”后,我曾問他有沒有被打傷?還說這些孩子真壞。他苦澀一笑說:這樣打我還確實受不了,但不能怪孩子,他們不懂歷史,以為我真是壞人。還有一件事,有個鄰居婦女因與他妻子有過結,在批斗會上對他歇斯底里地進行謾罵,動手打他的耳光。這在常人肯定會記恨,可儲貴彬出來工作后,就沒對人家咋樣。他有三兒三女,教育孩子不能對人家沒教養。這些雖是小事,但可以看出儲貴彬同志的人品。他一生清正廉潔、平易近人、艱苦樸素、誠懇踏實地為黨工作。
關于儲貴彬在“牛棚”里的情況,當年與他同押的原專署文衛辦公室主任周吉慶還回憶說:儲局長這人,落魄時還很有信心與樂觀主義精的,記得一天夜里,他對我說:“左思右想,反復琢磨,編成了幾句順口溜,你要不要聽?”我說:“快請講。”接著,他便一字一頓地吟著:
“污水當頭澆,心中怒火燒。
留得青山在,光明定來到。”
 
五、在家庭是個“失職”的丈夫與父親,子女依然崇敬他。
 
儲貴彬的人生,無疑比常人精彩。正因為精彩的人生,使他獲得到了人們的尊敬。但他對家庭,卻不是一個好丈夫與好父親。
據妻子嚴品仙回憶:她18歲與儲貴彬結婚,相伴48年,年輕時是聚少散多,為他擔驚受怕,年長后兩人雖在一起,但他也總是忙工作,很少管家里的事。她說:“他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心里裝著黨的大事,對子女很少操心,總是說一切聽從組織的安排。他因為家庭出身、以及在‘自衛隊’與后來‘中美合作所’的那些‘歷史問題’,幾次蒙冤審查,文革時還進了牛棚被人打,子女由此受到牽連。但他都要求我們相信組織,正確對待。說父母有時也會錯打孩子,事情弄清楚就好了。”
嚴品仙出身貧寒,13歲進了工廠當童工,16歲去了上海打工。當時儲貴彬已當了大團鎮的鎮長,她嫁他是為找個依靠。但儲貴彬因為“地下”為黨工作,婚后才一年就拉部隊“南下”去了浙東紹興,后來輾轉到麗水。她“進門”時儲家是個“大家庭”,每天伺奉公婆,還要下地勞動,生下的第一個兒子,不久就夭折了。第二年,她又懷孕生下一個兒子,但由于儲貴彬的“出走”,養到了三歲,還是沒保住。她說:“當時我連死的念頭都有了,每天不是考慮如何好好做人,而是怎樣去死……”好不容易熬到儲貴彬回來。她認為這下總可以長相廝守了。但沒想到也才過了兩年多,他又莫名地失蹤了。“這次他騙我到上海檢查身體(當時又懷孕了),安排我住在他醫生朋友弟弟的一間空屋子里,自己就帶隊伍‘南渡’去了四明山。不久,還傳來一個‘假消息’,說他被敵人抓去殺害了,頭割下來掛在余姚城頭……當時我正身懷六甲,還有個一歲多的兒子在身邊,聽到這消息猶如五雷轟頂,天旋地轉地暈過去了……”
她說:“解放后,我跟他到了寧波,生活也終于平靜下來。他當糧食局副局長時,組織為照顧他,給我安排了一個糧庫保管員的工作。我還很高興,每天上班下班地成了工作同志,但五五年‘精簡’,貴彬以身作則地一帶頭,我就重新變成了‘家庭婦女’。這輩子就永遠‘買、汰、燒’地呆在家里了。也有人說我福氣不錯,最不濟也是個‘官太太’。貴彬是官,每個月拿116元工資,但他重情義、雷打不動地接濟老家的親人,我家有三兒三女六個孩子,這樣就不寬裕了嘛。文革中他只拿生活費,好在孩子長大有了工作,他曾向次子企華立條借錢化,說好‘平反’后歸還的。可拿到補發工資后卻給了還沒‘落實政策’的‘難友’。從我來寧波四十年,一直住在呼童街那不到60平方米的老公房內,孩子在走廊上搭床睡覺,后來離休后房子調大了,他卻沒幾年也走了。”
儲貴彬的長女儲志一,在他逝世后寫過一篇回憶文章,說:“他是一位革命的老兵,自我記事起,一直在外忙碌。家人與他離多聚少。但他很疼愛孩子,對我們和藹可親,那時雖然我們在家全由母親管教,但人生成長的道路全由他掌舵提高。”她說:我出生在上海南匯小洼港鎮,那地方小,經濟也不夠發達,所以教育設施很差,再加上當地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女孩子很少有讀到小學畢業的。但父親不管世俗的偏見,在我12歲那年,由在上海求學的堂叔儲金章帶去讀書。我沒出過遠門,有些害怕,父親就耐心地開導我說:“知識對建設新中國有用,這兒條件差,你讀了初中還要讀高中、讀大學,在上海能多學到為人民服務的本錢。”我聽了父親的話,后來在浙江干校畢業后,到寧波地區工作,成了父親的同事。此后,父親不斷鼓勵我爭取進步。說:“現在我倆是同事了,要相互學習做好工作。”在父親的培養與教育下,入黨提了干,后在麗水松陽縣搞財務管理,一干就是三十幾年,直至退休。
次子儲企華,原是空軍部隊的一名頗有發展前途的干部,因為儲貴彬的“歷史問題”影響了前途,但他沒有怨言。他說:“父親在那年代的人生,充滿著悲劇因素,但他是憑著良心做人的。他生前由于黨內的極左思潮影響,致使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但他在始終沒忘記對我們的教育。要我們做人潔身自好,不計較個人得失。顧全大局,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對組織要忠誠老實,不耍奸使滑。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一生只講‘主義’,張揚著理想的大旗,認為國家的事,再小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很少考慮個人與家庭的‘私事’。他自年輕時就重義輕財,直至逝世仍家徒四壁,沒有積蓄。可惜是父親過世我去寧波奔喪,當時我們兄弟姐妹經濟也不寬余,對杭州、上海浦東前來吊唁的戰友與鄉親們,食宿交通并沒照顧周全。我想:這對一生守貧、豪爽慷慨的父親,也許是一個遺憾?”
關于父親的事跡,1964年我從部隊轉業后,曾想編纂成書,傳之后人。我也把這想法與已在病中的他說過,但他極力勸阻我放棄這想法,說:“人在做,天在看。為人一世,只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不求流芳千古。”
這是他留給我們子女的最后一筆“財富”。
 
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章寫到這兒,有幾句話還不得不說。
歲月荏苒,轉眼我們這代人,也快變成古稀老翁。七年前我父親臨終前,還沒退休的我曾陪了他幾個月。當時他的胃癌已大出血兩次,卻拒絕手術與進口藥物治療,說錢太貴,我說:“公費醫療可以報一部份的。”他說:“公費就不是錢嗎?能節約一些就節約一些吧。”他只靠自身抵抗力堅持著,直至臨終前幾天才住院。對生死,他們這代人比我們看得淡薄,說戰爭年代,有許多戰友都犧牲了,我比他們已是幸運。
我爹與儲貴彬屬同一代人,我沒直接見過儲貴彬,但在寫此文時,仿佛他就如我熟悉的親爹一樣,其音容笑貌,不時地出現在我腦海中。他們這代人呀,客觀說文化水平低一些,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存在這樣那樣“盲目開墾”與不講科學的一些現象,那是社會發展中必需付出的“學費”。但就他們的個人品質,卻值得今人贊美。他們總是胸揣一顆“初心”,默默地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奉獻自己,很少有討價要價、個人私利的要求與回報。 “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在今人看來近乎不堪的清貧日子。正因為這些品德,他們才受到人們的愛戴。即使在物質匱乏時期,人們也是安于清貧,心甘情愿地跟著他們建設貧窮落后的祖國。但現在,我們面對的是物質飛速發展與人心尚需“墾荒”的年代,我們許多領導干部,已失去了入黨時宣誓的那份初心,經不住權色財利的誘惑,不能否認,這與他們在精神境界上,存在著何等大的差距!
我想:這也是沈季民會長與市水利局相關領導,布置我寫這篇“祭言”的初衷。可惜我遲了一輩,只能掛一漏萬地草就此文,沒將寧波水利人心目中的儲局長完整、完善地表現出來。留在后人心中的儲貴彬,將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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