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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四明之光”之四

發布日期:2018-03-29 10:08:28 閱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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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朱伯伯,在那種艱苦的環境里,您就是那道永不熄滅的“四明之光”;四明山人民盼望勝利的一面旗幟,也是兩百多萬老區人民心中的一個希望。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當年“北撤”后留下堅持斗爭的浙東各縣特派員:南山縣有陳布衣與您,鄞縣為陳愛中,慈鎮縣為蔣子瑛,余上縣為項耿和蕭貽、壽靜濤,嵊新奉縣為邵明、丁友燦,上虞縣為賈德裕。至1947年1月成立中共四明工作委員會至寧波解放,四明工委書記為劉清揚(1947年下半年在上海被捕,1948年1月后為陳布衣),您為副書記(1948年1月),委員為錢銘岐(1947年5月,仍兼任鄞慈縣委書記)與薛駒(1947年7月,8月兼任姚虞縣委書記)。1947年5月至1949年5月設立浙東行政公署,由您任四明地區特派員,奚德祥任秘書長,領導下轄各縣開展工作。
   當時的斗爭是殘酷的。您清晰地記得:1946年底您與黃明指揮“天華繳槍”后,與黃志先、肖董去寧波匯報工作時遇到朱洪山同志。您倆相談甚歡,都主張建立地下武裝。半個月后朱洪山就在潘岙戰斗中犧牲了。正當您彷徨之際,組織上派張瑞昌(顧德歡:抗戰時期曾任浙東區黨委宣傳部長、時上海黨負責人之一)與您聯絡,迅即成立以他為書記,馬青、王起為委員的“浙東臨委”,負責浙東地區的黨組織恢復與組建武裝部隊。
   您不會忘記:1947年5月15日,在慈南徐鮑陳村山上“草茅庵”里,您們將四明山地區可以集中的力量40余人組織起來,正式成立番號為“三支二大四中隊”,只有1挺機槍和28支步槍的武裝隊伍。1947年8月初,您與薛駒同志在小安廠草舍籌劃,再次實施姚虞交界處的“湖頭廟繳槍”,成立了“三支二大五中隊”、重新點燃了四明山燎原之火……您也不會忘記,1948年春,浙東臨委派張任偉同志去浦東南匯大團鎮與潛身在敵營的儲貴彬、奚德祥和吳建功聯得聯系,于5月15日與首次“南渡”未果的張凡部共兩百幾十人至姚北臨安,抵達四明山章雅山村,改編為由陳布衣任政委、儲貴彬為支隊長的五支隊。不久,由馬青(臨委領導)帶領“堅強”部隊,與四中隊(“鋼鐵部隊”)、五中隊(“勝利部隊”)三支部隊合并,稱三支隊,加上浦東過來的部隊編為五支隊,由臨委直接領導。由顧德歡兼政委,馬青任 司令,劉發清任副司令,張任偉任參謀長,諸敏任政治部主任……
     您更加不會忘記,1948年5月28日發生在上王崗的那次戰斗,國民黨“浙保”主力童烈全團投入,糾集中村至南黃、加上陸埠的楊大隊、弄坑的華松大隊,還有六七個縣的警衛隊分兩路共3000余人,三路合擊作“包圍式”進攻。浙東臨委決定由劉發清(老紅軍)副司令負責戰場指揮,參謀長張任偉指揮“鋼鐵部隊”,政治部主任諸敏帶領“堅強部隊”各占山頭,以逸待勞給予迎頭痛擊,致使敵人傷亡慘重(死傷二三百人、俘虜、逃亡許多,團長童烈也死在醫院里)。1949年1月25日,浙東臨委和各路主力武裝在新昌勝利會師,正式成立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司令員馬青,政委張瑞昌(顧德歡),副司令員劉發清、參謀長張任偉、政治部主任諸敏,下轄六個支隊……3月,浙東臨委在諸暨召開“陳蔡會議”,學習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部署迎接配合大軍解放浙東工作,您也就在此時接受組織委托,出任浙東臨委財政處長、兼會稽地委副書記……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始頓作傾盆雨。”在此天堂重逢之際,您們有沒有看到68年后滄桑巨變、鶯歌燕舞的今天……是的,您一定看到了。敬愛的朱伯伯,請代問您的老領導、老戰友們好,讓他們在天之靈,安息!
 
                          九
   
    朱伯伯,您的靈魂在廣袤無垠的天際飄行,在這支送行的龐大隊伍中,不僅有省政協領導、省委委統戰部與黨史辦、省級部門的負責同志,以及您的兒女與親族、還有您曾經的老領導、老戰友們的子女。大家濟濟一堂,緬懷您的功績互敘友情。表示化悲痛為力量,繼承您與革命先輩的遺志。您看到沒有?在今天的四明山上,“恨別鳥驚心,感時花濺淚。”大家都在心里黙默祝愿著:朱伯伯,您一路走好!
    朱伯伯,我們在記住您半個多世紀繼續革命的生涯中,保持一名共產黨員的優秀品德,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黨和人民的偉大事業的同時;更不會忘記面對勝利,您始終堅持艱苦樸素、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的工作作風。
我們不會忘記新中國成立后,在擔任寧波專員公署副專員和專員期間,您廢寢忘食、孜孜不倦地主持專署工作,積極開展“支前”和“剿匪”,清查“反革命”;同時組織舊政權人員和新干部的教育培訓工作,努力鞏固和加強人民政權建設;領導群眾全力抓好糧食生產,搶修海塘;積極開展“三大改造”,有力地促進了寧波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
    您一生辦事光明磊落,盡職盡力、無私無悔地撲在黨的事業上,扎根在人民群眾中。雖然您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可仍然保持著戰爭年代的作風,把自己當作人民大眾中的一員,努力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我們欣喜地找到當年與您共事(其實是您的部下)的幾位老干部,在2017年12月19日召開的座談會上,回憶當年您在專署工作的情景,無不熱淚盈眶,贊賞有加。大家說:“那時寧波剛解放,百廢待興。朱專員領著我們忙‘剿匪’、‘支前’外,重點就是集中精力組織人們興修水利,推廣科學種田;通過召開各種現場會形式樹立典型推進全局。那年代全黨重視抓農業,朱專員是個干起活來就忘了晝夜的人,把精力全投放在工作上。那時位于鄞東邱隘的‘專署農場’和鎮海俞范的‘專署棉場’,都是在您主持下興辦起來的,成為寧波地區推廣農業先進技術的火車頭,并帶我們常去干活的地方;在工作實踐中,他特別重視培育‘典型’、推動全局。由毛主席當年親自批示的五洞閘及帶頭人羅祥根的‘先進典型’就是在時任地委農工部部長沈宏康匯報后,由專署精心澆灌培育出來的一束‘花朵’。”一位曾多年擔任他秘書的老同志說:“朱專員工作作風踏實。幾乎每周都帶我下鄉調查,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在工作中沒架子,善于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說話坦誠、做事踏實,在農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那時專署還沒配備小汽車,他出門下鄉踩一輛自行車,中午在路邊年糕攤吃飯。有一次鄉鎮召開會議邀請做報告,他踩自行車趕去,因下雨道路泥濘,他索性脫下鞋子、卷起褲管推著自行車趕到現場,使與會者深受感動……”
    朱伯伯,您在擔任專署領導期間,總是心無旁騖地一心撲在工作上。急,為人民所急,想,為人民所想,做,為人民所做;沒有私心雜念。五四年初夏“發大水”,淹沒了大片農田,人們的生命財產受到損失,您五內俱焚、沒日沒夜地親臨“第一線”指揮,不是在辦公室里每日接上百個電話提出建議和措施,調動方方面面的積極性;就是出現在“抗洪”現場視察災情,與基層干部一起解決實際問題。洪水消退后您又組織專署工作組下鄉,提出:“只要有我們一口吃的,就不能讓災民餓肚子……”五五年解放“一江山島”時寧波作為“后方基地”,您擔任“支前總指揮”。而您在五四年底就因勞累過度,查出患有“肝膿腫”需要住院治療。得知“備戰”消息后,您二話沒說就放棄治療,又晝夜不歇地“連軸轉”,投入到保障備戰部署、參戰部隊的綜合保障工作。
    大家回憶當年您主持專署工作的情景,都不由伸出大拇指夸贊說:“在戰爭和平環境里,您仍然始終保持著戰斗年代的那股勁!”您從來不計個人得失,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現在健在的老人們回憶舊事,說當年不少地方干部為組織安排您任“副專員”鳴不平,說無論憑資歷與工作能力,都應該安排更高的職位。但您卻能正確面對。說:“共產黨人干革命是為民眾解放,不為個人享受。”您說:“無數戰友在革命斗爭中犧牲了;相比他們我幸運多了;不努力工作怎對得起那些犧牲的戰友。”那時開展“三反、五反”清查“階級異已份子”;有“左傾”觀念的人要揪當地的“大老虎”;說您擔任“浙東臨委”領導期間,包庇同事“貪贓枉法”;還說什么:“四明山山高林密老虎多……”有人把此信息轉告于您。您不動聲色地淡然處之。說:“我相信自己所做一切問心無愧;是不是大老虎得由組織審查才能作結論。”當組織查證后有關領導找您表示歉意時,您灑脫地回答說:“我是為黨為人民工作;絕不會因此事影響情緒!”
     朱伯伯,您對自己要求嚴格,卻對身邊的世界充滿摯愛;對同志像春天一般地溫暖。與您一起戰斗、工作過的同事以及緬懷您的后輩人,總忘不了您掌握黨的政策、團結不同階層共同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熱忱。當年在新政權中有不少舊政府留用人員,您總是注意保護他們的積極性和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一位長期在地區工作的老同志清晰地記得,參與靈橋設計與建造的施求臧同志,曾是民國時期鄞縣政府的工程技術骨干,解放前夕出走到外地去了,是您代表軍管會把他請回來。當時舟山還沒解放,盤踞在那兒的國民黨部隊不時地派飛機轟炸靈橋,是施求臧先生出謀劃策,以‘灌樁式’方案把這座歷史名橋保護下來……”
    他的前秘書回憶補充說:“在掌握黨的政策方面,朱專員總是做得特別好。記得當年地區有位農業科技專家王福慶,在您多次登門拜訪與之交心后成為朋友,他感慨地說舊政府我連縣長都難得一見,新政府專員與我交朋友,我不為人民做事怎說得過去?”他說:“朱專員的工作作風很民主,允許下級對上級提出意見,有一次我幫他整理材料時頂了幾句,原以為他會生氣;可他只笑瞇瞇地望著他道:‘好呀,有進步;現在連你也能給我提意見了!’”
    是呀,朱伯伯,我們今天緬懷您;更多的是在緬懷黨的優良作風。您使我們明白共產黨干部,應該扎根于群眾之中,才能使黨的各項政策得以貫徹實施,黨的事業繁榮昌盛。
 
                             十
 
    朱伯伯,您在1956年9月起離開寧波,到浙江省委統戰部擔任副部長,主要負責黨派和民族宗教工作。此間您以黨的大局出發,準確把握黨派工作的政治方向,引導民主黨派參與大政方針和統一戰線重大問題的政治協商,注意團結民族宗教界人士,積極宣傳和落實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強對少數民族干部群眾和宗教界人士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教育,為我省統一戰線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那10年中,您不斷地以您那顆對黨和人民赤誠的心,努力做好本職工作;被黨內外和民主人士稱作為:“我們的好部長”。
     然而,您是有委屈的;您在那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所謂“罪行”完全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詞;原因只為您性格耿直說了“公道話”。當時省委領導班子受到“沖擊”,幾位老戰友到您家做客,聊了些對“運動”不理解的話題,有人就借題發揮尋找“茬子”,莫名其妙地被宣布“隔離審查”,把您扣押在北山街114號;后又惹上了“蘇修間諜”(代號“5·13”)專案,由省革委會副主任陳勵云負責,并有海、陸、空軍部隊與公安廳、省級機關造反派組成聯合審查組。關押您的地方有三道崗哨,輪番審訊,還不斷地對您拳打腳踢,有時被打得暈頭轉向。那段時期您真想不通,自己赤膽忠心干革命,沒出過國,哪兒和“蘇修”有什么聯系呀?但您頭腦是清醒的。一、這事情一定是冤案;二、黨和毛主席一定會把情況弄清楚;三、自己不能死,死了就更弄不清楚了。
    所謂“蘇修間諜”案,現在看來完全是空穴來風、無稽之談。早在1964年秋季,因中蘇關系破裂蘇聯,撤回專家、撕毀156項經濟協議,中共對蘇聯發出“九評”表示態度;而在這時,原籍浙江余姚的郭靜唐弟弟郭肇棠(留蘇中國學生、斯大林時被打成“國際間諜”流放西伯利亞,赫魯曉夫上臺后“平反”留居莫斯科,為“研究中國專家組組長”)從蘇聯回國探親,因與北京孫冶方和浙江陳修良是留蘇“中大”同學,探親期間走訪了孫冶方,與浙江沙文漢(曾任省長)、陳修良夫婦取得聯系,您作為統戰部副部長參與接待并陪同他到余姚觀光。郭肇棠回蘇聯后,組織上對您實行了“控制使用”。而這一切,您自己是不知道的,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時,黨內那些“極左路線”的代表人物,就對您無限上綱置于死地而后快了。
     您在被關押的六年中,寫了10多萬字的交待材料;但都沒有說清郭肇棠的事,因為您根本與他沒有什么聯系,更談不上有出賣祖國的行為。這期間專案組也沒能掌握實質性的“材料”,只在您寧波的老戰友陳布衣那兒“抄家”時,發現他夾在日記本上您為郭肇棠寫的一封信,信中只談工作而無“私交”……
     這事一直折騰到1972年林彪機毀人亡后,才以“查無實據”的結論把您釋放出來。而這時,妻子黃亞奮已逝世離您而去,家里只有保姆與三個孩子,小女兒朱小奮還在讀小學。那時您自然有些想不通,咋幾十年出生入死的革命過來,最后還革命到了自己的頭上?但您很快釋然了,“紅的就是紅的,黑的就是黑的。”您把這事看作是黨對您的“考驗”。您總是這樣教育子女:“我們黨內有些走‘左傾極端’的人,想當然地處理革命隊伍里的同志,缺乏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精神……”從此,您更加刻苦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相信黨相信人民;以加倍的熱情投入工作中,表現出共產黨人不計個人名利得失的高風亮節……
 
                         十一
 
    朱伯伯,您總是那么信仰堅定、意志堅決,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無怨無悔地表現出一名共產黨人的意志和風骨。您在浙江(特別是浙東的寧波、余姚)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在戰爭年代,您是一個讓敵人聞風喪膽的戰士;在解放后的和平環境中,您是一個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忠厚長者,尤其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您重返浙江省政協領導崗位后,更加清晰地認識自己肩負的責任和擔子,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為現代化建設服務上來,積極落實黨的政策,調動政協委員和各方面人士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政協工作的恢復和發展。您在擔任省政協副主席期間,經常與老同志們一起,圍繞黨的經濟建設工作、改革開放和人民群眾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廣泛開展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關心和支持浙東革命老區經濟發展,大力支援“老少邊窮”地區建設,組織開展“三胞”和文史資料征集出版工作,建立健全政協工作機構,不斷完善各項規章制度,促進了我省政協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無怨無悔、鞠躬盡瘁。您離休后仍不顧年事已高,仍以極大的熱情關心黨史和老區建設,撰寫了《戰斗在四明山上》一書,為浙江革命斗爭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史料。
    現健在的老人與下一代子女們,對您對黨的統戰工作和對老區人民的關心支持,至今記憶尤深。余姚市委領導和市黨史辦的負責人,經常想起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親臨老區視察,對革命老區“紅色文化”繼承和發展做出重要指示。他們說:“朱主席對余姚革命根據地特別關心,常常親自過問烈士遺屬的生活狀況。說飲水不忘掘井人,戰爭年代他們做出犧牲,一定要創造條件讓他們的后人過上好日子。他對民主人士傾注深情;省文史館員姜枝先先生在世時,他來余姚必登門探望。囑咐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地看待歷史遺留問題,還歷史原本的面目……”
朱伯伯,您此生兢兢業業,把時間和精力都化在工作上,卻對家庭和子女很少關愛;您在他們心目中,是一個不近人情的“嚴父”形象。您總是強調革命原則,教育他們以“普通一兵”的姿態,在革命的洪流中鍛煉成長,做一個對黨和人民有“用”的人。
    七十年代未與八十年代初,《人民日報》與《浙江日報》還有《中國青年》雜志,都從不同角度,分別刊登過“部長之子進飲食公司賣大餅豆漿”的報道。而報道的主人公朱小光,就是您鐘愛的二兒子。在您的子女工作履歷表上,沒有一個因您的地位而決定前途;他們都是憑自己的學識與能力,在社會上付出艱辛的勞動后,才收獲自己應得的成果。您的小女兒朱小奮非常自傲地告訴世人:“我們下一代人繼承了父親的善良與正直。我們用自己的雙手創造未來,沒一個躺在父母的‘功績簿’上享清福的……”她說:“從我記事起,父親就向我們灌輸勞動光榮的道理,身傳言教,以實際行動告訴我們怎樣做人。非但我們這代,就連下代人也沒有仰仗父親的資歷功績,向社會索取過什么。我們都像每一個平凡的勞動者一樣,在平凡的崗位上為人民做出貢獻!”
    朱伯伯,您的弟媳婦張旭群也在緬懷時說: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環境,您在家庭生活中都是個原則性很強的人;什么時候都把黨的事業放在第一位。黨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和家庭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她說:“我在48年6月以上海女工身份來四明山參加革命武裝,親眼目睹當年阿哥怎樣在艱苦環境下不顧個人、家庭安危,對黨和人民的一片忠誠。解放后我隨丈夫‘支內’從寧波去了東北,在往來信件與交往中,深刻地感受到阿哥與亞奮姐在家庭教育中,對子女和家人的嚴格要求。他對留在老家的親朋好友雖然傾注一片深情,卻絕沒有為謀私利而做出不利于黨和人民的事……”您的一位侄女說:“每次我回余姚老家看望父老鄉親,他們就會向我講伯父的故事。說每當他們有困難時去找他,他都是笑臉相迎地招待大家吃老酒,吃過老酒知道‘困難狀態’后,拿出自己工資補貼他們;但為職務待遇和對子女求職事,他一般都笑著拒絕;說他當的是新政府的官,不能為家人和親朋好友謀私利……”
 
                           十二
 
    朱伯伯,您是一位善良厚道、存有大愛的人;同時您又是一位黨性堅定、純粹透明的人。我們從一滴水里窺見大海的秘密,正因為有您們的存在,我們的黨和國家、我們民族才能繼往開來、發展強盛。
    朱伯伯,浙東老區的人民懷念您!您是我們后輩前進的方向,學習的榜樣;心中永不熄滅的“四明之光”。您這輩子始終堅定共產主義的信念,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充滿信心。您以實際行動體現了黨在戰爭時期與和平年代的理論與實踐。您這輩子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飽含深情;緊跟黨前進的步伐,認真學習馬列主義、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始終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您的一生光明磊落、襟懷坦蕩、克己奉公、堅持原則,具有高度的黨性修養。您在工作中總以“普通一兵”的姿態出現,任勞任怨、干事擔當、求真務實,繼承黨在戰爭年代的優良作風,密切與群眾打成一片,團結同志,廉潔自律、艱苦樸素、作風正派,堅守共產黨人本色。您心里始終有組織與人民群眾,甚至在住院治療、生命垂危之時,仍念念不忘黨和人民的恩情,感謝省委、省政協和有關部門、有關單位領導和老區人民對您的關心照顧,頑強地與病魔抗爭,表現出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與大無畏的氣魄。
    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是對黨和人民事業孜孜以求、不懈奮斗的一生;是值得您健在的老戰友、老部下和我們下輩學習、致敬的一生。我們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切實增強“四個自信”,銳意進取、團結奮進,為高水平地譜寫“浙江篇章”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努力。
“斯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
    朱伯伯,一路走好!請您放心,您未竟的事業后繼有人。我們——您的下代人和下下代人,正沿著您走過的路整裝待發。我們的事業一定會成功,我們的前途充滿光明。這世界上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擋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崛起,也沒有什么人能夠阻擋一個日趨強盛的國家前進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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