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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流年|赤誠胸懷,—原寧波地區水利局局長儲貴彬中

來源:作者 時雨 發布日期:2018-05-21 10:02:24 閱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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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他對黨與人民有著赤誠之心



 據寧波市新四軍研究會與市水利局等單位合編的《儲貴彬同志紀念文集》顯示,儲貴彬同志為黨保存的武裝力量,為浙東革命根據地輸送武裝力量共有兩次。第一次是1941年夏秋,當時日寇要在浦東全境加緊清剿、“強化治安”,以鞏固在上海的統治,欲將50團調離浦東。中共浦委決定將潛伏在偽50團的大部份力量與堅持游擊戰的第五支隊,“南渡”浙東開辟抗日根據地。儲貴彬接受黨的指示,按組織部署將其所控制的部隊拉出主力近400人槍先后渡海去三北(余姚、慈溪、鎮海三縣北部地區)打游擊。而浦東工委領導的五支隊也同時拉去三北,這兩支部隊成了開展浙東抗日游擊戰爭的先鋒部隊,為開辟我黨領導的浙東抗日根據地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自1941年秋至1942年春,偽五十團全團先后調浙,儲貴彬先后在中共浦東工委書記金子明與中共浙東區黨委敵工委負責人朱人俊、方曉的領導下,輾轉從汪偽十三師五十團,到國民黨陸軍暫編第十一旅,到“中美合作所”所屬的“浙南特種技術訓練班”(亦稱八訓班),根據黨“長期埋伏”的方針,始終堅持在敵軍營壘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直至抗戰勝利后,該部改編為浙江交警十八總隊。
在這段將近七年的沉悶日子里,儲貴彬一直等待著黨組織的召喚,相信黨不會忘記他。他一方面與組織上保持聯系,另一方面積極活動、積蓄力量,他知道黨需要人民的武裝。準備隨時為人民解放事業而戰,回到組織的懷抱中。
內戰爆發時,儲貴彬根據黨組織安排,重返上海浦東老家。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建立了由我黨控制的地方武裝,在向我浦東游擊部隊輸送槍支彈藥,掩護地下黨的活動,負責護送往來于浙東與蘇北地區的領導同志等方面,都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特殊任務,為順利開展浦東地區游擊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儲貴彬第二次為浙東革命根據地輸送武裝力量是在1948年5月。以下這段文字摘自陳布衣同志(時任中共浙東臨委負責人,解放后曾任中共寧波地委常委、組織部長)的回憶錄:
1948年(中共)上海局“四一六”通知下達后,(中共浙東)臨委正在積極部署“南進”事宜。4月27日,上海局外縣工委副書記林楓到達四明山,傳達上海局的決定:中共淞滬工委領導的武裝準備即日南渡杭州灣,以加強浙東的武裝力量。這時中共淞滬工委在滬郊浦東建立了兩支武裝,一支是浦東人民解放總隊,曾在1947年6月南渡“三北”(指浙東鎮北、慈北與姚北),因敵人嚴密封鎖又重返浦東。另一支為利用合法形式建立的秘密武裝——大團自衛隊。這支武裝在儲貴彬、奚德祥、戚大鈞、劉路平等同志領導下,依靠一批長期團結在黨的周圍的骨干力量,掌握了南匯縣大團區八、九個鄉鎮的武裝。1948年春國民黨加強對浦東的控制,“青年軍”一個師進駐浦東奉賢、南匯、川沙三縣沿海一帶,使“解總”的活動受到影響,大團自衛隊的行動也引起敵人的注意。為此,上海局決定浦東部隊南渡四明,要求浙東、浦東分別作好準備。




“南渡”確定時,“解總”與大團自衛隊都碰到了困難。儲貴彬在《五支隊發展與由來》中回憶說:當時浦東到處是反動派的軍、警、特。我們這么龐大的一支隊伍,要想瞞過敵人的眼線,擺脫敵軍的糾纏拉向浙東,實在是困難重重。雖然我們做了一段時間的準備工作,也想過一個又一個的行動方案,但都覺得沒有把握。正當我們苦思無策之際,機緣從天而降,盛氣凌人的“青年軍”202師,仗著他正規“國軍”身份逼迫大團區區長把大團自衛隊的營房讓給他們。我們抓住這機會,表面上裝作氣憤萬分、發火罵人,最后“顧全大局”答應“搬遷”,把部隊分成幾小股,借搞“野外訓練”先到各地游動。浙東臨委接到我們“南渡”報告后,即派三支隊參謀長張任偉負責這次行動,在5月14日深夜,租用兩艘民船接應。直到我們260多人,在敵人眼皮下神不知、鬼不覺地撤離南匯。事發后反動派慌亂萬分,據說“青年軍”202師當天上午得報,全師出動追截趕到海邊,看到除了白茫茫大海外,只有小洼港海灘上一片雜亂的腳印……
陳布衣同志回憶說:浦東部隊到姚南后,林楓宣布上海局的決定:浦東“南渡”四明的部隊,改編為浙東人民解放軍游擊第五支隊,由儲貴彬同志擔任支隊長,奚德祥同志任副支隊長,張凡同志為政委,吳建功同志為政治處主任,下屬兩個大隊,分別稱為第一大隊和第三大隊。第一大隊由“解總”改編,番號“反攻”,談仲華同志為副大隊長,李鐵峰同志為教導員。轄一、二兩個中隊。第三大隊由大團自衛隊改編,番號“解放”,戚大鈞同志為大隊長,劉路平同志為教導員,下轄七、八兩個中隊。此次浦東部隊到四明山根據地,共帶來重機槍2挺、輕機槍16挺、沖鋒槍15支、卡賓槍80支、步槍180支、手槍80支,各種子彈5萬余發、手榴彈500個。
此舉極大地震動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蔣介石下令給予南匯,上虞、余姚縣長及浙江二區專員嚴厲處分,密電浙江省主席:務須對四明山“督飭清剿”。由南渡部隊改編的五支隊成為我浙東人民武裝的主力部隊,自此我軍威名自1945年10月新四軍浙東縱隊北撤后再一次大振,對恢復、鞏固和壯大浙東游擊根據地又一次建立了功勛。
到達四明山根據地后,五支隊先后經歷了“牛塘、紅嶺戰斗”、“麈戰上王崗”、“里森林突圍”、“橫溪遭遇戰”、“奔襲亭下”、“進襲姚北”、“拔掉車廄渡據點”等多次戰斗,打出了浙東革命根據地的“威風”,軍民揚眉吐氣。儲貴彬同志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四、和平年代搞水利,儲貴彬始終不忘共產黨員肩負的責任
 
說起儲局長,寧波的老水利人都充滿懷念之情。筆者因為工作關系,曾先后采訪過多位對寧波水利事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老同志,大家提到儲貴彬,都異口同聲地說:“如果有可能,應該給儲局長立個傳。寧波水利人艱苦踏實的優良傳統,有許多都是儲局長留下來的。”
胡允和同志是原地區水利局局長,他在《和諧相處三十年》的文章中回憶說:“我于1953年調入寧波專署水利工作隊,1955年初,該隊撤銷成立水利局,任命儲貴彬同志為局長。從此,我們兩人在同一個單位,干同一種工作,長達30年之久。在這風云變幻的三十年中,各自的崗位雖然有所變化,但我倆始終同心協力地工作,親和友好地相處。論輩份,他是我的領導和師長,論友誼,他是我尊敬的兄長,我是他撫愛的小弟,正是由于這種兄愛弟敬,雖然有時處于逆境中,我們互相慰勉,共同奮進,仍能在溫馨和諧的氛圍中渡過人生的大半生。”他說儲貴彬同志是個能深刻認識“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領導干部。平時經常教育大家說:興修水利是解決人民吃飯問題,水利干部的當務之急,是實實在在地為人民辦大事。他的工作責任性很強,心甘情愿地為人民水利事業而辛勤地工作,與同志們一起埋頭苦干、跋山涉水,一年中有大半年時間在下面跑。儲貴彬同志在工作中善于抓典型,一有好的經驗就重點推廣。由于他務實的工作作風,在他任上寧波的水利事業有較大與較快地發展。他平素為人敦厚平和,以寬容和藹的態度待人,善于做屬下同志們的思想工作,遇事不發脾氣,與大家相處得很愉快。而且他“赤心為黨、蒙辱不怨”,在文革中被人折騰得夠嗆,但他沒一句怨言,“解放”出來后仍勤勤懇懇、鞠躬盡瘁地為黨工作,為我們樹立了革命領導干部的典范。
孔凡生同志也是寧波市水利局的老局長,上世紀50年代中期就到地區水利局工作了。說到儲貴彬,他深情地說:“儲貴彬同志已離開我們多年,每當憶起這位尊敬的長輩,我的眼前就會呈現出他慈祥和藹的音容笑貌。他對我們幾個年輕知識分子的關愛與培養,永遠銘記在心頭。孔凡生說了這么幾件事:一件是當年他與楊子亨、劉正德三位同學剛參加工作時,對農村正在掀起的水利建設高潮,與興建小型水利為主的治水運動不是很了解,工作有畏難情緒。儲貴彬知道情況后,充分信任并給我們壓擔子,派到工程第一線鍛煉,讓我們參與了當時全省最大的嵊縣南山水庫與諸暨石壁水庫的設計、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通過十年“磨練”,為寧波水利系統培養了一批自己的人才。后來我自己也走上了市水利局領導崗位,飲水思源,特別感謝儲局長當年對我的信任。第二件事是:儲貴彬同志在工作中與人為善、寬厚待人。他說:在我平生參加過的工程建設中,曾發生過一次工程失事。1957年我隨葉仲龍工程師進駐三門縣岙口塘堵口工程,由于采用了當地“土辦法”堵塘,堵口后立即產生沉降,對工程造成損失。儲局長知情后,不是簡單地批評我們,他一方面安慰當地干部群眾,另一方面與我們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分析原因,結果在1958年第二次“堵口”獲得成功。第三件事是:儲局長在平時工作中,以情系人,關心大家的生活。他是真正做到與大家“打成一片的”領導干部。我剛參加工作時隨他去天臺、仙居出差,辛勞好幾天,回寧波后大家用幾天的出差補貼,“敲瓦爿”去東福園炒幾只菜吃一餐。那時生活條件差、工作又特別辛苦。儲局長與大家同吃同住,沒一點官架子,這種精神就很難得。那些年我一直跟他搞工程,個人事兒耽擱了,儲局長知情后,還為我介紹女朋友,雖沒有成功,但他關心下級婚姻家庭的熱心,使我現在想來還特別感動。

余良圭同志是老水利人,在儲貴彬逝世二十周年時回憶說:“凡是與儲局長接觸過的人,在水利系統內不論省廳、我局還是各縣局領導、一般同志,對他都有共同的感覺:平易近人、敬業務實。余良圭舉了幾個例子:一是儲局長沒官架子,在全省水利系統是出名的。如有一次他去省廳,一個老同學告訴他:你們儲局長工作沒架子,我們到你們局里辦事,還沒找他,他就下科室來了,順便就把事兒辦了。又如1964年,省里在寧波地區奉化剡江開展“小流域治山治水規劃”,儲局長在現場與大家同吃同住,他原來的警衛員來工地請他去吃飯,結果沒把他請去,反被留下與大家一起吃了飯。二是他工作務實,尊重下面的干部。建國初期,水利系統科技人員不多,每年開水利工作會議,地區專員提出“每個勞動力做幾工”、框任務、定規模,什么事都量化處理問題。我當時作會議紀錄,儲局長有不同看法,會后他埋怨同去的懂技術的科長,問他為何不發表意見?科長支支吾吾地說不上來。他說我帶你來,就是來發表意見的,水利工作講個扎扎實實,不能光講工效。1958年“大躍進”年代,他在臺州專區當水利局長,在全省水利工作會上,其他地區局長都夸大工效,每次出土六方、八方的,而他只報每工二方、三方,會上成為大家嘲諷對象,但背后卻佩服他“務實”。1974年,他重新出來工作沒幾年,在寧海香山公社蹲點,要辦一個群眾性開展農田水利的村干部訓練班,把我與壽立同志請去任教師,事先囑咐我們:少講些空頭理論,多講淺近易懂的知識。三是他深入群眾。1955年他上任后,省農業廳要找幾塊成片的土地搞農場,儲局長帶我去寧海的下洋涂查勘。當時條件很差,我們下鄉都自帶鋪蓋行李,儲局長領著我們從寧海出發步行去下洋涂查勘了幾天,晚上都睡在會議桌上。對他來說,凡事都要作調查研究,親眼看過才放心。四是他把屬下干部、同事,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對人的處理很慎重。他說他在地區水利局工作多年,有兩件事很難辦。一件是1961年自然災害,局級機關搞“精簡”,一百多人壓縮到10人,他化了大半年時間,向下屬單位挨家挨戶地做工作,盡量不讓人“丟飯碗”。說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地不容易。另一件是1958年,地區辦了水利學校,不久就停辦了,還是人的問題需要儲局長落實,不但老師要安排好,還有學生要找工作。儲局長就開始“跑腳頭”,在他心目中,學生也是他的親人,結果化了大半年才落實好。
趙水波也是地區水利系統的老人。就他的感受說,儲貴彬平時特別平易近人,老小無欺。說這與他的傳奇經歷相關。他回憶了六十年代后期與七十年代初期“蹲牛棚”的那段日子。說“運動”開始不久,儲就被打成“大地主、大漢奸、大特務、大叛徒”了。那時趙水波也由于在“四清”中擔任過省水文系統學習班副主任,被打成“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黑干將”,與他關在一起。他說:儲局長在那里面,受到虐待,經常被打,但他就與常人不一樣,堅強地挺了過來。相信黨、相信組織,最后一定會還他歷史清白。他說:儲局長革命意志堅強,胸懷寬廣,寵辱不驚。有三件事使他印象特別深刻。一件是他在解放初期當地區糧食局副局長時,負責解放舟山部隊的糧食供應,雖夜以繼日地工作完成了任務,但卻被人誣諂為“大老虎”,降級去地區農場當場長。這事換一個人,肯定要把這種“查無實據”的事弄清楚,而他卻樂呵呵去了農場,帶領大家努力工作,當年就盈利兩萬元。至于“老虎”不“老虎”,他沒計較。為人不做虧心事,就半夜敲門心不驚。果然只一年多時間,組織上審查清楚,安排他當地區水利局長。他關“牛棚”后,我曾問他有沒有被打傷?還說這些孩子真壞。他苦澀一笑說:這樣打我還確實受不了,但不能怪孩子,他們不懂歷史,以為我真是壞人。還有一件事,有個鄰居婦女因與他妻子有過結,在批斗會上對他歇斯底里地進行謾罵,動手打他的耳光。這在常人肯定會記恨,可儲貴彬出來工作后,就沒對人家咋樣。他有三兒三女,教育孩子不能對人家沒教養。這些雖是小事,但可以看出儲貴彬同志的人品。他一生清正廉潔、平易近人、艱苦樸素、誠懇踏實地為黨工作。
關于儲貴彬在“牛棚”里的情況,當年與他同押的原專署文衛辦公室主任周吉慶還回憶說:儲局長這人,落魄時還很有信心與樂觀主義精的,記得一天夜里,他對我說:“左思右想,反復琢磨,編成了幾句順口溜,你要不要聽?”我說:“快請講。”接著,他便一字一頓地吟著:
“污水當頭澆,心中怒火燒。
留得青山在,光明定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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